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是民国学人中的神仙眷侣，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他们为保护中国古建筑的而奔走的故事，对很多人而言，也是耳熟能详。
梁、林二人何以投身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这一切的开端，竟与一本“天书”重现人间密切相关。
1925年，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叫《营造法式》的古书。正在美国读书的梁思成为了破译这本神秘的“天书”，最终选择和林徽因一同回国。
在往后的日子里，梁林夫妇带领着营造学社的同仁，走过了一处又一处深山、荒野与市镇，抱着“与时间赛跑”的信念，他们忘情地投入到中国古建筑的找寻与研究当中，并终于在山西的深山里寻找到了唐朝的痕迹。
为什么梁思成会对唐朝建筑如此执着？他背后的营造学社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它与“天书”《营造法式》之间又有什么渊源？
下文中，作者张泉将带我们走进民国学人的世界，通过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去呈现那个时代下的大师们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
下文选摘自《荒野上的大师》，小标题部分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1. “天书”重现
1925年的费城，正在紧张地筹备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五十个"独立日"，费城大规模兴建展馆，准备向全世界展示最新的科技与艺术成果。
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四年级学生梁思成，却忙于重新设计凯旋门。在课堂上，有时他被要求修复损毁的建筑，有时则需要规划一座未完成的教堂。这些作业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无论做出何种构想，一定要与当地环境相契合。
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影印本《营造法式》，却让梁思成不知所措。透过微微颤动的纸张，纵横捭阖的斗拱与飞檐似乎都峙立起来，栩栩如在眼前；他认识纸上的每一个汉字，但他读不懂那些神秘的文字，它们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这本“天书”的扉页上留着父亲的字迹：“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
“天书”《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由将作监李诫奉旨编修，原本是为了推出工程标准，杜绝贪污浪费，却也因此保留下中国营造的规则与智慧。不料，仅仅十四年后，帝王便拱手让出汴梁，许多令人惊羡的技艺和美学，落进原木的裂隙间。历经千年，《营造法式》中记录的规则消磨在一代又一代工匠的口口相授中，流沙般渐次散佚，终被遗忘。
1919年，《营造法式》突然重现人间。作为北方政府总代表，朱启钤南下议和，却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地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营造法式》。他做过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主持过紫禁城的修缮与改造，对营造格外感兴趣，立刻意识到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他发现的《营造法式》是钱塘丁氏家族的钞本，其间错误疏漏很多，绘图也较简陋，此后，藏书家陶湘将“丁本”《营造法式》与《四库全书》及民间钞本比对校勘，推出“陶本”《营造法式》。刚出版不久，梁启超就把它寄给长子梁思成，希望梁思成不要只关注西洋建筑，也应当反顾中国传统。
19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在瓦伦·莱尔德（WarrenP.Laird）、保罗·克瑞（PaulPhilippeCret）等建筑名家主导下，长年包揽全美设计大赛近四分之一的奖项。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也云集在宾大，杨廷宝、
范文照、童寯、陈植、赵深等人后来都在建筑界或教育界成就卓著。他们的同学里，还有约翰·埃文斯（JohnLaneEvens）、罗兰·辛德尔（RowlandSnyder）以及未来的建筑大师路易·康（LouisIsadoreKahn），而这群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则被美国同学戏称为“中国小分队”（TheChineseContingent）。父亲的礼物却把梁思成引向一条反顾东方的路。他想起刚到宾大读书时，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曾问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他才突然意识到，中国从来就没有一部建筑史，并且，“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此刻，仿若从天而降的《营造法式》或许能帮助他回答这个问题，他也因此更加迫切地想要追溯中国的营造传统。
年轻时的梁思成
遥隔千年，相距万里，李诫的书写、朱启钤的搜寻、陶湘的考证、梁启超的期望……建筑之光曲折蜿蜒，最终汇聚在梁思成身上。纸面上的线条与图案，蜿蜒成他一生无法走出的佛殿与宫墙。
未婚妻林徽因也钟情建筑，梁思成到宾大学建筑其实是由林徽因促成的。然而，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自己只好暂时学美术，但一直旁听建筑系的课，还因为才华出众，一度在建筑系做助教，被当地的报纸誉为立志拯救祖国艺术的中国姑娘。
两人成婚时，特地把婚期定在三月二十一日，就是为了纪念《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因为那一天是宋代为李诫所立碑刻上唯一的日期。后来，他们又给儿子起名“从诫”，以示终生追随李诫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决心。
梁启超一直担心梁思成所学过于专精，曾写信规劝：“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点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梁思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对美术、雕塑、音乐也很有兴趣，有时也会运用这些学科的知识比较分析建筑的特点。林徽因的兴趣更广泛，由美术、戏剧、文学进入建筑领域，自然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与心得，后来，她一直无私地为梁思成的考察报告做着各种润色工作，更以“建筑意”构建出中国式的建筑艺术美学，“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人们很少能在建筑师笔下，见到这样隽永的文字。
两人的性格同样互补，林徽因总是思路发散，灵感迭现，而梁思成则擅长化繁为简，在最后时刻一锤定音，两人因此也时常争吵，却又合作无间。
1927年，梁思成前往哈佛大学人文艺术研究所，希望研究东方建筑，写作“中国宫室史”。东方艺术讲师兰登·华尔纳列出的书单，却完全无法让他满足。书单中充斥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绘画、陶瓷、玉石、雕刻的理解乃至想象，关于建筑的记录却寥寥无几。只有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Sirén）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的皇家宫殿》和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ErnstBoerschmann）的《图画中国》《中国建筑》可以一读。但是后来梁思成还是认为，“这些作者都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以外行人的视角描述中国建筑，语焉不详”。
他知道，自己注定无法坐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理解中国古建筑的发展史，想要破解《营造法式》的秘密，回国，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2. 伊东忠太的“挑衅”
1930年6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的“挑衅”，如同平地惊雷，令中国建筑界五味杂陈。
他应邀到中国营造学社演讲，提出从文献和遗物两方面研究中国建筑，并建议两国学者合作。但他强调，中国学者应当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而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研究，则应由日本学者代劳。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三个月前，创办人正是《营造法式》的发现者朱启钤。朱启钤坚信，《营造法式》不仅是工匠的技术指南，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国家贫弱，士人对西学趋之若鹜，对自身的传统却视若无睹，甚至弃之如敝屣；吊诡的是，中国古建筑的风貌，反而吸引着海外建筑学家纷至沓来，不断研究甚至竞相模仿。因此，朱启钤深感这门“数千年之专门绝学”的重要性，而要传承“绝学”，不仅要依靠工匠，士大夫也责无旁贷。
《营造法式》发现者、营造学社创办人朱启钤
伊东忠太的态度当然令中国学人颇为尴尬，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国建筑界的症结所在——自古以来，建筑在中国都被视为工匠之技，不受重视，而学者们习惯于钻研古籍，皓首穷经，不愿亦不屑进行田野考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号上，史学家瞿兑之发表了一篇纪念李诫的文章，希望学界从六个方向研究中国营造：训诂解释、考据、考察制作流程、考察材料、社会经济状况和外来文化影响。他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学界研究古建筑的态度和取向，而他倡导的这六个方向其实正符合伊东忠太对中国学者的界定——“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的探索与研究方法。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伊东忠太更是如此。无论年龄、思想还是实践，他都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他是“建筑”这个译名的命名者，早在1894年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伊东忠太已经给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与研究理清了头绪，出版了《支那建筑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调查与记录，乃至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
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状况同样堪忧。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其建造时间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而鉴真和尚东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视为国宝；相形之下，20世纪初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一处幸存的唐代木构。基于多年的考察，关野贞宣称，在日本还有三十多座建筑的历史长达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而中国和朝鲜都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
这个判断同样刺痛着中国学人，可是，他们似乎无从反驳，只能感叹世事无常。
林徽因与梁思成 | 在日本人的“挑衅”下，中国学人将纷纷研究从“纸上”转向“地上”，通过实地的田野考察，找寻中国大地上存留的古代建筑，而梁思成与林徽因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937年之前，他们先后三次前往山西寻找唐代建筑，却都无果而终。
3. 大唐微尘
唐朝，仍是梁思成的执念所在。未能发现唐代木构建筑，让他一直耿耿于怀。在给林徽因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但凡有一点关于唐朝的痕迹，“则一步一磕头也要去的！”
1937年6月，他们再度启程，第四次前往山西，寻找梦寐中的唐朝。
短短五年之间，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一直在各地奔波，考察了一百九十个县市，二千七百三十八处建筑，绘制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张测绘图。梁思成重点调查了京郊、河北、山西一带的古建筑，参与了杭州六和塔与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刘敦桢虽是文献部主任，也并未放弃田野考察，最初聚焦于北平与河北周边，后来又走访了河南、山东、江苏和陕西等地。此外，两人还联手拟出了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的修复计划。
但梁思成从未忘记自己的夙愿。
四年前抵达大同时，他就深信，在华严寺和善化寺的一些建筑细节中，一定潜藏着唐代的痕迹。他猜测，有一些与《营造法式》规则不符的细节，或许就是残留下来的唐代手法。只是，这一切还只能停留于猜测。
山西赵城县的女娲庙，曾让他心存幻想，因为庙志宣称它是唐朝天宝六年重修的，然而，仅仅看一眼正殿的斗拱，梁思成一行就已经知道，它的建造年代不会早于元末明初。赵城兴唐寺也号称是唐代建筑，尽管需要绕很长的路进山，他们还是决定前往探查一番。一路走了十三个小时，中途又在霍山的山神庙中借宿了一晚，次日才终于抵达兴唐寺。可惜，他们所见到的，却只是几座清式的小殿和西洋式的门面，古建筑早已被拆除殆尽。
但是1937年的这个夏天与往常不同。这一次，他们有了新的线索。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中，莫高窟61窟的佛龛背后，有一面巨幅壁画《五台山图》，长13.45米、高3.42米的空间里描绘了唐代五台山的寺庙群，从河北镇州到山西五台山，数百里山川、寺庙、风土、民情，历历在目，而其中有一座寺庙，名为“大佛光之寺”，根据壁画上呈现的方位来判断，它应该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地带。
佛光寺旧照
于是，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测绘员纪玉堂一行，从太原到东冶，换了骡车以后，没有进入寺庙云集的台怀镇，而是向北走，沿着偏僻的山间小路向南台外围一路搜寻。终于，二十多棵古松沉默地迎接他们，单是看一眼佛光寺的斗拱，就带给他们极大的震撼，它“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他们下意识地想到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那是他们曾经寻访过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佛光寺大殿中的佛像，与敦煌石窟中的塑像相仿，他们深信，这些应该都是晚唐的塑像。在庄严的佛像群里，角落处有一尊小小的女子像，一副世俗装扮，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僧人告诉他们，那是邪恶的武则天。
第二天，他们开始勘察建筑的每个角落，从斗拱、梁枋到平暗、石雕柱础，都显示出晚唐的风格。最让梁思成震惊的是屋顶梁架的做法，这样的梁架只在唐代壁画中有过描绘，而在多年的考察历程中，他从未见过。蒙着面罩，在厚厚的积尘上，他们借助手电筒的微光开始测绘、拍摄。几千只蝙蝠一齐扑扇着翅膀，驱逐着这些不速之客，顶棚积了千年的浮土纷纷落下，横梁上陈列着蝙蝠干瘪的尸体，挡住了他们的视线。黑暗中，数以万计的臭虫从横木中探头张望，钻进他们的衣襟。几个小时后，到檐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他们才发现遭到了臭虫叮咬，还有无数只臭虫已经钻进睡袋和笔记本里。
有大量的蛛丝马迹显示着这应该是一座唐代建筑，但他们仍然期望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第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了淡淡的墨迹，它被尘土覆盖，又被后世涂抹的淡赭色涂层遮蔽，难以辨识。她在空中努力变换着身形，试图分辨梁上记录的官职和人名，终于，她发现了这样一行字：“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她猛地想起曾在殿外的石经幢上看到过一些关于官职的记录，决定重新读一读经幢上的文字。在经幢上，她发现了一行相仿的字——“女弟佛殿主宁公遇”。经幢是唐朝大中十一年立的，那一年是公元857年。
佛光寺的真实历史，终于揭晓。直到此刻，他们这才领悟到，那尊坐在角落里的世俗女子像，并不是武则天，而是宁公遇。把供养人安置在佛像下的角落，在敦煌壁画中也非常普遍。
林徽因在佛光寺
虽然佛光寺已是晚唐风格，并且梁思成根据其规模断言，在晚唐它也并不是一流的寺庙，但它毕竟给他们的想象画出了一个全貌，“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他尤为兴奋地感叹，佛光寺云集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和建筑，“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更属海内无双”。他从来不吝于用最华美庄严的字句来描述他发现的建筑——他的建筑。
其实，十二年前，关野贞曾经见过佛光寺的照片。当时，关野贞和常盘大定一起辑录《支那佛教史迹》，收录了日本僧人小野玄妙和太原美丽兴照相馆为佛光寺拍摄的九张照片。可惜，他们关注的是大殿里的三尊佛像，认为它们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却对建筑几乎视而不见，并且断言，“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
最终，是田野考察澄清了历史的真相。
梁思成一行拊掌疾呼，忘了连日来的劳顿与疲惫。他们只看见，一千年后的夕阳残照，如约倾覆在这座被遗忘的建筑上。它来自遥远的盛世大唐，而它所象征的繁华喧嚣，原本就敌不过光阴积下的一粒微尘。
本文节选自
《荒野上的大师》
作者：张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一頁folio
出版年：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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