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摇篮》剧照
就在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七大”之后，周恩来进入到其中。周恩来的加入，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触军事、最早组织部队抓枪杆子的；周恩来又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更是奠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基础的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不要误以为周恩来是地方过来的，其实周恩来与军队渊源深厚。周恩来在认识军事问题、观察军事问题时，眼光为什么这么独到，这么老辣，这么超越个人利害？这与他本身的军事实践紧密相关。
周恩来与陈毅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俩是老熟人，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时陈毅的职务、后来任党代表，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分配的。
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矛盾的时候，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中央如能委派，朱、毛都可离开。第二，如不能委派，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军长无人替代。毛走可以，减少矛盾。
周恩来与朱德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起义时又是朱德的直接领导者，而且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用了非常激烈的言辞，坚决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要求朱、毛脱离红军的中央“二月来信”。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没有深度地接触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今天的领导，会怎么处理？你信任的，你熟悉的，跟那个你不信任、不熟悉的人发生矛盾，而那个不信任、不熟悉的人还反对了你，怎么处理？
此时的周恩来要用“非凡”来评价。对朱、毛的争论，周恩来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朱、毛分歧的时候不是改组，不是更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前委领导，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信。
凭什么？他知道毛泽东将来就是共和国的领袖吗？不知道。他知道革命能胜利吗？不知道。周恩来当时处理此事，没有一点从个人关系或个人好恶出发，全是凭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关于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周恩来说：“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你们（朱德、陈毅）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群众自由讨论有关。”周恩来指出29团在湘南溃散，就是分权和极端民主化的结果，所以实践证明毛泽东那一套是对的，军队只能集权，才能夺取胜利。
周恩来的地位，周恩来的决策，不是建立在个人感情、个人恩怨、个人利益上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起来的。在关于红四军的争论中，最后形成的中央“九月来信”，就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的结果，他通过做陈毅的工作，把陈毅的思想转了过来。最后陈毅按照周恩来的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周恩来让陈毅回去后坚决请回毛泽东。他特别肯定毛泽东的大权集中要在前委，前委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以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做法。周恩来说，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人事关系紧张，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出了不仅属于闽西、更属于全国的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周恩来说：“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周恩来比较了朱德、陈毅、毛泽东，强调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周恩来专门嘱咐陈毅，回去以后请毛泽东复职。当时周恩来就是中央，是中央主要领导者，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陈毅返回后，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请毛泽东回来。在古田会议之前两个月，陈毅带着信，10月离开上海，10月22日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
这时，作为二纵队司令的刘安恭已经壮烈牺牲了，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头部。刘安恭有错误、有缺点，在红四军党内斗争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无法否认：他也是个实心实意投身革命的忠诚的共产党人。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
“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毛泽东回来了，回到长汀，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说了一些伤害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共产党的力量是斗争的力量，通过斗争发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策略，而不是调和、不是妥协。现在来看，没有朱、毛的斗争，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他们为什么斗？他们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要争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革命途径来。
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对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谈起这段历史，比较公正地评价了当时的陈毅。他说：“‘七大’不怪陈毅，那时候就那个气氛，已经形成了那种形势，有关这事后来都释怀了。”
毛泽东被请回来以后给中共中央写信，就是给周恩来、李立三写信。信中写道：
中央，我病已好。10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江，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一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对周恩来的处置，毛泽东表示心悦诚服。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这就是红四军“九大”。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再度当选为前委书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时两天的古田会议。
朱德与毛泽东从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他们刚刚相处了一年半多一点，即一年零七八个月时间。通过争论，朱德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才干，心悦诚服。朱德后来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另一位是毛泽东。”正是通过斗争和争论，他们才相互发现对方的不可替代。
本文摘自金一南《心胜3》，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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